作者簡介：金碚，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區(qū)域經濟學會會長，鄭州大學商學院院長，中國經營報社社長（北京 100836）。

2019年末至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暴發(fā)打亂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秩序，人們感覺幾乎時空錯亂，工作失序，處于迷茫之中，似乎失去了正常行為的判斷準則，一些行業(yè)的生產經營活動受到很大沖擊。盡管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了“非常”狀態(tài)，各種關系和行為都“失常”了，甚至部分“休克”了，但深入觀察，其中卻有深刻的內在規(guī)律，只不過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以極端的、尖銳的甚至是破壞性的形式凸顯出來。深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種種重要現象，可以從中得到不少啟示，激發(fā)理論思考。

一、經濟觀察的視域境界

現實經濟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復雜復合體，其中有無數的因素，發(fā)生著各種相互交織的關系。人們要認識現實經濟的整個體系，只能從無數因素中抽取出有限的幾個，將其概念化，并置于一定的范式框架中，進行邏輯關系的構建，發(fā)現其中的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這就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邏輯“抽象”過程。離開概念定義和抽象能力，客觀經濟就是一個無法捉摸的混沌現象，人類也就無法認識、描述和解釋客觀經濟。但是，依靠抽象能力所認識和描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客觀的，而是在人的主觀意識中“再造”出來的圖像。因此，人們對現實經濟的認識，實際上是被一定的范式承諾所“框定”的，范式承諾決定了觀察和感受經濟的視域境界，視域境界決定了人們所看到和認識的經濟世界圖景，所以，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你所看到的是你心中的世界”。

在一定的范式承諾框架中對渾然一體的客觀經濟現象進行抽象，實際上就是選取出需要特別“重視”的一些因素、現象和關系，而“忽視”另一些因素、現象和關系，通過這樣的選擇（通常要形成可以定義的概念）就形成了觀察客觀現象的一定“視域”，即所觀察的域態(tài)或域境，這就好像是人的肉眼在可見光的范圍之內所看見的事物，而在可見光之外，肉眼是無法直接觀察和感受的。可見，人們對經濟現象的觀察所形成的認識，從來就不是完全客觀的，而是受制于其一定的“視域”框架，它決定了對什么“看得明白”，對什么“視而不見”。

在主流經濟學的范式承諾中，隱含一個假定，即經濟學活動在一個“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絕對空間中進行，因此，經濟學觀察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視域”境界是不變的。也就是說，假定人們是在同一個視域中進行觀察、判斷和作出決策的。但是，這樣的范式承諾是武斷的，在現實世界中，人們觀察和判斷經濟現象并非只有一個永遠不變的視域，視域境界實際上是多樣的，而且是可能會發(fā)生變化的。也就是說，一定的視域決定了，什么屬于被關注的因素，什么屬于不必關注的“其他條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例子。

2020年1月20日，新華社發(fā)布消息，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其重要意義在于，以此為分界，地方政府觀察和判斷事物實際上處于兩個不同的分明視域境界中。在此之前，地方政府關于諸多工作目標或關注內容的重視或關切程度有一個常態(tài)的優(yōu)先順序框架，可以稱之為“視域A”（詳見原文）。也就是說，在1月20日之前，地方政府處于視域A框架中的相對平衡（順序）狀態(tài)，并以此進行判斷和決策。

假設地方政府對疫情有兩種政策選擇分析詳見原文。

這次暴發(fā)的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0—25日是一個視域分水嶺。在1月23日晚的2020年春節(jié)團拜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總基調仍然是“時間不等人！歷史不等人！時間屬于奮進者！歷史屬于奮進者！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必須同時間賽跑、同歷史并進。”但此后，政策注意力明確轉向特別關切抗疫的緊急性和可能的損害性。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決定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所有政策目標的政策選擇順序中，“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組織上落到實處。這意味著，抗疫是首要任務，為此可以不惜代價，即關于抗疫產生的“成本”，不必計較其支出、承擔或消耗責任。也就是說，以此為分界，視域A境界明顯地轉變?yōu)榱硪环N視域境界，可以稱之為“視域B”（詳見原文）。自此，人們將在視域B框架中進行行為決策，并以此對視域A境界中的抉擇進行判斷和評價。

二、時域流變中的事態(tài)關切和形勢判斷

視域境界的改變，跟時域的流變密切相關，即不同時域中有不同關切重點。所謂“時域”，是指在一定時期中所形成的經濟行為狀態(tài)。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2020年1月20—25日之后），視域B成為觀察和判斷形勢，做出政策安排的思維“框定”前提。“此一時彼一時”是現實生活中的必然現象。

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成為最受重視的視域現象和該時域中須特別關切的“首位”問題，也就是政府政策選擇中壓倒其他因素的首要關切，換句話說，此時整個社會的目標關切和態(tài)勢判斷原則發(fā)生重大改變，抗疫成為全民行動。中國的體制具有非常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可以采取其他國家難以想象的方式來抗擊新冠病毒的感染，抑制疫情。在這樣的視域境界之下，在與“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有關的各種現象中，即使是小概率事件，也會極大地影響一定時域中的政策安排和利弊權衡，即成為萬眾矚目的高度關切事件。

新冠病毒威脅人的生命和健康，對經濟的影響直接反映在對勞動力人口健康狀況的損害上。我們可以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企業(yè)用工所面臨的勞動力人口的健康狀況，它突出體現了中國經濟態(tài)勢在2020年1月下旬之后的視域境界變化和全國關切。疫情沖擊下的勞動力健康狀況分析詳見原文。

據有關部門統計和估算，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最終為被確診感染而致病者的2%—3%，則僅高于流行性感冒，而遠低于非典（9%—11%）。新冠肺炎的死亡主要集中于湖北省武漢市，據2020年2月中旬的報告，武漢新冠肺炎死亡率為3%－5%，除武漢以外地區(qū)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為0.2%－0.3%，而除湖北省以外地區(qū)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低于0.2%。患新冠肺炎的人數,尤其是重癥危重癥人數也不很高（據報告一直低于20%），可見重癥和死亡人數相對于全部勞動力總數都是比重很小的數字（報告的死亡人數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非勞動人口，相當比例為老年患者），遠遠少于全國每年十多萬人的汽車車禍死亡人數、艾滋病死亡人數和心血管病致死人數。可見，新冠肺炎還不算是一種死亡威脅非常高的病癥，其威脅主要表現為傳染性強和行蹤莫測。但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勞動力健康狀況改變，極大地影響了經濟觀察和判斷的視域境界，甚至導致社會性焦慮恐慌現象。小概率事件被輿論聚焦放大（媒體關注必然具有信息放大作用，大眾傳播產生非常廣泛的影響力），不僅成為視域境界改變的“事實”基礎，而且受到社會的極大關切，構成人們心中的疫情圖景。而且，在疫情時期，衛(wèi)生防疫部門的話語權顯著增強，權威專家的專業(yè)意見受到特別重視，傳播效果強，促使大眾從“忽視”轉向高度“重視”和極為敏感，也對人們心中的疫情圖景產生重要作用，從而強烈影響社會對疫情的事態(tài)關切和形勢判斷。當然，在這樣的視域境界下，勞動力供給結構所發(fā)生的改變，絕非簡單的統計數字所顯示的那樣似乎對勞動力人口總量的影響微不足道。相反，在一定的視域境界中，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在對新病毒的了解不夠，沒有特效療法的情形下）是非常嚴重的，社會關切度極高，由此導致人們心態(tài)和行為的極大改變，對經濟的沖擊是難以估量的。可以說，企業(yè)用工行為突然進入了一個具有極大域觀特征（特定視域下）的勞動力人口域境中，其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極大改變。在此情形下，企業(yè)經營的社會條件急劇變化，困難驟增。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顯示了視域境界和社會關切的改變，如何產生巨大的社會性影響，決定著對社會經濟的態(tài)勢判斷的思維傾向。在其影響下，區(qū)域經濟態(tài)勢幾乎斷然改變，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三、地區(qū)表現和政府行為的域際關切

在經濟觀察特別是利益關切中，對于一定的區(qū)域，尤其是較大區(qū)域，例如省、特大城市等來說，本地經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體，所以，本地區(qū)的經濟政策安排主要以自己區(qū)域內的利弊權衡為關切范圍，區(qū)域之外的影響如同是“外部性”而另作考慮。不過，作為統一國家中的不同地方政府，在處理區(qū)域經濟問題時，地區(qū)之間的關系也是需要關心的，各地區(qū)不應采取以鄰為壑的、損害其他地區(qū)利益的政策措施和不負責行為。不僅如此，各地區(qū)的政策安排還可能產生更大范圍的甚至是全國性的影響，所以，地區(qū)政策決策和制度安排，如果涉及不同地區(qū)間的域際利益關系，必須有所權衡，特別是對于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地區(qū)政策安排，必須充分考慮更廣泛的域際關切。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域際關切問題非常突出地表現出來。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導致難以預料的疫情，武漢市所采取的應對舉措，會直接影響不同地區(qū)及全國的利益。如果不采取強硬的封城隔離措施，武漢經濟的損失可能較小些，但卻可能嚴重影響其他地區(qū)乃至全國各地的利益。而如果采取嚴格的封城隔離措施，則可以控制病毒感染的擴散，但必然會對武漢乃至湖北省的經濟產生嚴重沖擊而導致巨大損失。很顯然，當武漢市決定是否實行封城措施時，必須充分考慮其域際關切性。2020年1月23日武漢開始實行全市封城措施，此時，如前所述，正值關于經濟大勢的視域境界發(fā)生全國性變化的時期。武漢成為全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中壯士斷腕般的“自我犧牲”者，以一市之封城，求緩解全國病毒感染之風險。

這樣，整個中國經濟的空間狀況實際上分為兩大地域：武漢（及湖北）和武漢（湖北）之外的其他地區(qū)。其他地區(qū)也必須關切武漢和湖北省的抗疫形勢，而且，只有將武漢和湖北省的疫情控制住，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其他地區(qū)的感染風險和疫情擴散。所以，武漢市及湖北省作出具有全國關切性的封城抉擇，其他地區(qū)也應作出關切武漢及湖北省的應對措施，例如，從醫(yī)療力量、物質供應等方面提供援助。

在區(qū)域經濟學對各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觀察和研究中，其視域框架中對于域際關系的關切，主要集中于一些經濟增長極（通常是城市）對周邊或相關地區(qū)的要素集聚和擴散而產生的各種分布現象上。其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特征、行政區(qū)劃和歷史文化等。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地區(qū)的治理能力以及所采取的疫情應對措施，也表現出對域際關系的重要影響。全國各地區(qū)特別關切武漢市及湖北省的疫情以及抗御疫情的有效性，特別關切本地區(qū)同武漢之間的人員往來密切度，并以此作為本地區(qū)抗疫措施的重要考慮因素。武漢市不僅是疫情中心，也是全國的域際關切焦點，是全國抗疫的決戰(zhàn)之地。總之，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地區(qū)的政策安排，將域際關切在區(qū)域經濟中的意義凸顯出來。特別是，信息傳播使得域際關切更為突出，各地區(qū)都希望增強信息公開透明度，作為進行政策安排和民心安定的重要條件。

從國內推至世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國成為全球關切的焦點，中國采取了有史以來信息最為公開透明的政策安排和同世界衛(wèi)生組織最為真誠的合作方式，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中國充分理解世界各國相互間的高度域際關切，把本國抗疫作為對世界負責的行動。這是區(qū)域經濟研究中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經濟規(guī)模巨大和國際聯系非常廣泛密切的國家，中國的地區(qū)經濟現象對世界各國都有很大影響，因而將越來越成為更多國家的域際關切對象。

在高度信息化和各種傳播方式空前發(fā)達的當今世界，域際關切會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區(qū)域經濟現象。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區(qū)域間的域際關切問題十分突出地表現出來，而這實際上是區(qū)域經濟關系中始終存在的一個重要關切因素，只不過是過去的區(qū)域經濟學范式承諾及觀察和研究視域中，沒有考慮這一因素的作用和影響。新冠肺炎疫情時期所發(fā)生的現象和問題突出地提示我們：任何區(qū)域都不可能脫離或者隔絕于其他區(qū)域而發(fā)展，各地區(qū)之間的域際關切性，乃至世界范圍的域際關切性，是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一個需要長期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域際關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信息傳播和輿論影響問題，在以往的區(qū)域經濟學研究中，這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時期所發(fā)生的許多現象和問題，都指向一個區(qū)域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方向：大眾信息傳播對區(qū)域經濟關系特別是民眾關切及社會行為的影響。

四、權衡的物質主義時代的供給側關切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中國工業(yè)化加速時期。在這一時期，社會價值傾向上處于‘亢奮的物質主義’時代。2013年開始，進入工業(yè)化的深化時期，這一時期大約將延續(xù)到21世紀中葉。這是力求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時代”。這一時代筆者稱之為“權衡的物質主義時代”，實現“富強”仍然是其主要目標，但“為了物質財富目標而不惜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民生福利的血拼式競爭已成為歷史。社會心理更傾向于長期理性、公共思維和持久耐心”。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極端和尖銳的方式體現了中國在“權衡的物質主義時代”所面臨的現實和政策抉擇的時代特征。2020年是中國實現物質主義目標的關鍵一年：要全面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全面脫貧。但新冠肺炎疫情卻來了一次意外沖擊，整個國家不得不全力應對，承受代價，甚至需要調整某些預定目標。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在他的著名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有一段關于資本主義與個人關系的精彩論述：“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龐大的宇宙。任何人都要誕生于這個宇宙，至少對個人來說，這個宇宙本身表現為他必須生存于其中的、不可變更的事物秩序。個人只要介入市場關系體系，那個秩序就會迫使他服從資本主義的行為規(guī)則。一個行動長期不遵守這些規(guī)范的制造商，終將被排除到經濟舞臺之外，就如同那些不能或不愿意適應這些規(guī)范的工人將被扔上街頭、成為失業(yè)者一樣。”盡管馬克斯·韋伯說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實際上適用于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各種形態(tài)。世界各國的國情各異，所以有各種形態(tài)的市場經濟，形成不同的經濟“宇宙”。個人生存于其中，必然要適應其所在的經濟環(huán)境的域觀狀態(tài)，成為其中“不由自主”的行為分子。而且，處于這樣的“宇宙”和時代，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目標及行為方式也會受到深刻影響。也就是說，大多數個人的行為是受所處時代的“那個秩序”的行為規(guī)則所決定的。所以，研究和關切所處時代的各方面行為規(guī)則是區(qū)域經濟研究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

如前所述，中國當前處于權衡的物質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物質成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發(fā)展仍然是硬道理，但社會心理更傾向于長期理性、公共思維和持久耐心。因而突出表現為更加關切經濟關系的供給側。這就是這個時代的“那個秩序”的行為規(guī)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時期之前召開的最近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而新冠肺炎疫情時期，進一步凸顯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并需要從更廣泛的意義上體現區(qū)域經濟的供給側關切。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時期，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發(fā)揮了重大的積極作用，凸顯中國經濟“強政府”的域觀特征，顯示出其動員體系對于應對疫情強大的制度能量，也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供給側結構特色和秩序特征。不過，同時也必須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各地區(qū)的種種表現實際上也反映出，在現行體制機制（包括公共衛(wèi)生和疾病防疫的應急響應體制機制）上，各地區(qū)在供給側結構方面存在明顯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甚至是嚴重缺陷。所以，對以下判斷大概沒有人會有異議：武漢市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現突出地反映了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供給側結構缺陷、政府和社會的治理體系薄弱和能力不足、應急體系的響應行動遲緩、效率不高等問題。更反映出許多領域中社會運行方式的暢通性不足，因而在疫情難以控制時，不得不以犧牲社會運轉（封城和普遍性社會隔離）的高昂代價，來扭轉疫情危險。

從一般的經濟理論上說，對經濟體系和經濟運行實施對策干預，可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方面著力。在經濟政策話語中，以需求管理為特征的宏觀調控政策通常被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間接“干預”（稱為凱恩斯主義），即主要只作用于貨幣和財政的總量環(huán)節(jié)，而不直接介入或干預經濟體系的實體性活動（微觀）層面。而以西方“供給學派”為代表的供給側對策作為，實際上同需求側政策干預的理論邏輯并沒有本質性差別，只不過是更強調宏觀需求政策不能越位，即不能以需求管理為名而干預到供給側。因此，“供給學派”這個名稱并不是強調政府應更多干預和參與供給側活動，而恰恰相反，一般被理解為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供給側的干預和管制，包括減少稅收，而盡最大可能地讓市場更順暢地發(fā)揮調節(jié)功能。中國的經濟對策明確表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強調主要通過深化改革而非政府管控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盡管中國的國情與美英不同，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等同于美英當年的“供給學派”主張，但在力圖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激發(fā)微觀主體活力和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更好地發(fā)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但是，如果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缺乏正確認識，卻反倒可能望文生義地理解為主張和強調對經濟供給側活動給予更多、更細密的行政性干預和政府參與，而且可以比需求管理更具滲透性，即直接作用于微觀經濟主體的日常經營決策空間。如果這樣，就會損害經濟運行的通暢性和經濟主體的主動性活力，表現為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管制條框和文山會海（疊床架屋的“規(guī)定”“細則”和“審批”程序），束縛著供給側的自主性作為，使經濟主體感覺流動壁壘重重，違規(guī)風險很高，動輒得咎，稅收和罰款名目繁多，即使沒有大錯也難免會有小錯，因而寧可消極應付，不越雷池，避免擔當，以“無過不錯”為行為目標。這就使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向，偏離初心，無助于經濟通暢和活力的增強。

在應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可以突出地看到，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政府部門行為和體制機制的不暢通、信息傳遞的嚴重阻塞和不當限制管理，如何損害了對病毒疫情的警覺性和響應效力，嚴重貽誤了抗疫時機，使防御病毒感染和擴散失去了最寶貴的應對時間。這表明，中國目前不僅公共衛(wèi)生體系存在嚴重的供給側結構性缺陷，而且各方面都存在體制機制問題。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可以體會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含義，不僅是使商業(yè)性組織即企業(yè)更有活力，市場機制更為暢通，而且需要整個社會各個領域的運行機制都更為通暢，掃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障礙，避免層級重疊、程序復雜的政府行政體系延誤專業(yè)信息的通暢傳遞，從而損失了決策的科學性和及時性。總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各地區(qū)、各領域包括公共部門，都需要進行更為深入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整個系統的各個方面都更具內在活力、反應效能和責任擔當，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才能實現現代化。

與經濟體系需求側的管理政策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其落實執(zhí)行，具有地方、部門以及各領域的廣泛滲透性。也就是說，供給側關切，不是總量性和籠統性的，而是結構性和域觀性的，需要有實實在在的實體性措施和制度化建設。其意義如同飛機發(fā)動機的制造，不僅具有整體的系統性，而且具有高度的精密性，需要環(huán)節(jié)相扣，潤滑暢通，運轉有序。

五、結語

區(qū)域經濟研究的視域境界，以及在其影響下的現實關切，包括事實關切和域際關切的取向，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示給我們的重要研究方向。經濟現象和行為，不僅是客觀事實，而且具有感受性，沒有感受的“客觀事實”是沒有意義的。一定的客觀事實，在不同的視域之下，可能產生不同的感受，引起不同的關切。總之，經濟活動是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取決于主觀（感受）與客觀（事實）間的關系，并受到時代的“行為規(guī)則”的限定，而這又會體現區(qū)域價值文化和制度特質的深刻影響。因此，區(qū)域經濟學研究理應從主要關注客觀性、物質性要素（即傳統的生產函數范式），進一步深入到對主觀性、精神性因素的研究。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視域境界和關切取向已多次演變，每一次的感受都是“滄桑變遷”“換了人間”。經歷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整個國家及各地區(qū)經濟，將進入一個“浴火重生”般的新視域境界，關切取向必將有新的選擇，值得區(qū)域經濟學者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節(jié)選自《區(qū)域經濟評論》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