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xiāng)一體化不能只盯著農民土地

韓俊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主副主任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論壇上表示，農村改革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戶籍改革要農民以放棄土地權利為代價來換取城市戶口，可能會對農民的長遠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違背農民的意愿，注定要失敗。古今中外，農民的問題都離不開土地，農民與土地是唇齒相依的，只有土地定權，農民才能夠定性，社會才能夠安定。

農民工市民化是大勢所趨

　　韓俊表示，近幾年來，我國農民工群體已經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老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舞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主力。最近，通過對全國6000多位農民工的調查發(fā)現，每年都有20%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一代農民工要回到農村去，而新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走出來到城市去。8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農民工總數的70%，其中70%以上人沒有任何從事農業(yè)勞動的經歷。這些人成長在城市，他們不想回農村，但是在城市又難安家。
　　韓俊認為，農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轉換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而且，“十二五”期間，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會加快，原因有四點。
　　第一，它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如果不徹底轉移農村人口，增加市民，就不能夠為現代農業(yè)的發(fā)展和農村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一個基本的條件。
　　第二，如果不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城鎮(zhèn)化不可能健康發(fā)展。現在中國統(tǒng)計的城鎮(zhèn)常住人口當中每四個人里面就有一個是外來流動人口，主要是農民工群體。這些人在城市沒有歸屬感。但是在統(tǒng)計城鎮(zhèn)人口的時候，卻把他們統(tǒng)計為城鎮(zhèn)的常住人口，這說明現在的城鎮(zhèn)化還不徹底。
　　第三，適應產業(yè)轉型升級的需要。今后，農村作為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蓄水池時代即將結束。城市的產業(yè)升級沒有穩(wěn)定的勞動大軍是缺乏堅實支撐的。
　　第四，促進社會和諧發(fā)展的需要。四個人里面就有一個外來人口，如此龐大的群體如果不能夠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仍然受到歧視，享受不到同等的權利，社會一定會積累很多矛盾。
　　韓俊表示，農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轉變，不論從理論上分析，還是現實基礎都已經具備。現在外出的農民工在1 .5億人左右，舉家外出的占25%左右。調研發(fā)現，這些外出農民工把孩子帶在身邊占到一半，他們渴望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
　　城鎮(zhèn)化要真正體現以人為本，必須把解決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的民生問題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城市的管理者們應該抱有這樣一種理念，城市不僅是有戶籍人口的城市，也是全部常住人口的城市。對農民工應該有開放和包容的胸襟，對農民工由排斥到接納，由管制轉向服務，要逐漸改變他們這種邊緣人的社會地位。”韓俊說。

地權穩(wěn)定社會才能夠安定

韓俊指出，給農民工城市戶口，不能與放棄農村的土地權利掛鉤，因為土地不是國家無償給農民的一種福利，是農民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一份財產，是農民的不可剝奪的物權。如果身份權，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的獲得是以放棄財產權為代價，這才是更大的不公平。
　　韓俊認為，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違背農民的意愿，注定要失敗，各個地方在搞戶籍制度改革的時候，如果眼睛只盯在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農民不會答應。
　　“農村改革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戶籍改革要農民以放棄土地權
　　利為代價換取一個戶口，可能會對農民的長遠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韓俊說。
　　現在各地建設用地指標減少，城市拆遷的成本增加，城市化缺地現象也比較普遍，據此有人提出可以用“拆圈上樓”的方法來解決城市缺地和缺錢的問題。
　　對此韓俊認為，在城市規(guī)劃區(qū)以內這樣做或許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把農民統(tǒng)統(tǒng)趕到樓上去，而最終目的只是為了獲得農民土地的話肯定要出大問題。城市建設缺錢，不能靠開發(fā)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來籌措，這是涉及農民利益的根本性問題。
　　最后，韓俊表示，城鄉(xiāng)統(tǒng)籌“三農”問題的核心還是土地問題，焦點、難點、重點、分歧點也在土地問題上。土地問題背后就是個利益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因為保護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影響了城市化發(fā)展進程。古今中外，農民的問題都離不開土地，可以說農民與土地是唇齒相依，只有土地定權，農民才能夠定性，只有讓每個農民拿到有效力的土地證書，農民心里才踏實，只有地證穩(wěn)定，社會才能夠安定。

文章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