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經濟運行面臨的問題是：投資過旺，依賴出口，消費長期增長乏力和不足；依然按照我們過去的宏觀調控模式操作，擺脫不了過熱、過冷的劇烈波動，以及可能出現的滯脹。我們需要尋求一種新的宏觀調控思路和模式。

進入2011年以來，中國物價水平高位運行，而全球經濟則由于美國和歐洲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年中又步入了低迷。這樣的局面給中國的宏觀調控帶來兩難：平抑通貨膨脹，需要控制貨幣量，包括控制信貸規(guī)模，進而抑制投資增長速度；而全球經濟再次趨于低迷，使未來出口增長速度前景不明。從中國近十幾年的增長模式看，主要是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抑制通脹而壓低投資增長，出口低迷可能造成出口增長速度下滑，結果可能是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和下滑。雖然速度下滑，但2009年投放的大量貨幣，以及外匯儲備占款形成的貨幣，如果不能被供給所吸收，加上地方政府財政抬高地價的沖動和農產品蛛網式波動等因素形成的價格上漲壓力，都可能造成增長速度下滑、失業(yè)率攀升、通脹高位的滯脹局面。

一、多年宏觀調控模式剖析及其面臨的困境

宏觀調控主要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較為簡單：當通貨膨脹時，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央行賣出債券，加上信貸收縮規(guī)模窗口指導；當通貨收縮時，則反向操作。中國宏觀調控運用貨幣政策的技巧日益成熟。但是，貨幣政策調控的一個前提是，對象是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其經濟結構和制度是既定的。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和體制卻是特殊的：1．國內推動增長的主導因素是投資，產業(yè)結構以工業(yè)為重心，地方發(fā)展戰(zhàn)略側重大企業(yè)、大資本和大項目，而微型和小型企業(yè)發(fā)展的體制環(huán)境很差；2．貨幣渠道以國有壟斷的大型銀行為主，社區(qū)小銀行十分缺乏。

單純貨幣政策對中國這樣的一個經濟體調控的結果是：1．當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時，銀行保國壓民，保工業(yè)壓服務，保大壓小，由于社會資金全面緊張，小企業(yè)在社會上的融資利率急劇攀升，甚至大銀行與大企業(yè)勾結起來給小企業(yè)放高利貸，使小企業(yè)大量倒閉，供給萎縮，就業(yè)崗位減少。2．而當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時，資金主要流向大工業(yè)、大項目、大國企，經濟迅速過熱，物價水平被拉高，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更加失衡。

貨幣運行決定于實體經濟運行，貨幣運行對實體經濟運行有反作用。僅僅迷信于貨幣政策的單一反作用來調控國民經濟，而不解決國民經濟實體結構和體制問題，則國民經濟會處于一控就趨冷——一放開就急劇過熱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

財政政策在中國只用過兩次，而且只是在遇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經濟低迷時，用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方式是增加赤字和發(fā)行國債，包括財政對家電下鄉(xiāng)的補貼，也可以看成是擴大和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從這兩次擴張性宏觀調控的對比來看，第一次財政擴張沒有造成后來嚴重的通貨膨脹；而第二次卻是消費價格上漲嚴重。當然，我們不能將這次通貨膨脹嚴重的原因全部歸結于2008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形成這次高位通貨膨脹的因素是疊加的：當時國際經濟和出口下滑勢頭很嚴峻，為了保增長，擴張性政策的力度較大較猛；財政和貨幣雙寬松政策同時發(fā)力；在中央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各級地方政府又通過融資平臺擴張地方債務，抬高地價，大干快上，使經濟過熱火上澆油；由于出口外匯積累和順差較大，外匯占款因素形成的國內貨幣貶值壓力也比1998年以后的幾年大得多。簡言之，大投資和大外匯儲備，是這次通貨膨脹最主要的兩個成因。

然而，在中國，當通貨膨脹嚴重時，從來沒有看到過財政使用收縮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即使對付這次如此嚴重的物價上漲，也是貨幣政策單打獨斗，財政政策根本不配合和不出力。也就是說，財政在讓其多收錢、多搞赤字、多支出、多發(fā)國債時，對宏觀調控很積極；而當讓它減少收入、少搞赤字、少發(fā)國債、縮減支出時，其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和無動于衷。這可能是背后政府的總體利益或者是部門利益使然。

當然，除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外，我們還采取了行政干預的宏觀調控政策：包括對食品等一些消費品進行行政限價，對商品房進行限購限價；政府主導增加廉租房建設，增加房屋的供給；控制一些涉及居民生活的電、水、氣資源性產品的價格調整。這些都是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來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其結果，或者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很高，或者執(zhí)行相關政策時被變通拆解，或者其中腐敗盛行，或者工程質量堪憂，或者資源性產品價格長期得不到理順、后遺癥嚴重、最后不得不放棄改革。在宏觀調控中，用行政辦法最簡單易行，但是，也是負面作用和不良后果最為嚴重的方式。

從未來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看，存在著這樣幾個可能的趨勢：一是美國和歐洲債務問題如果繼續(xù)發(fā)酵，減少赤字和債務，收縮財政支出，其失業(yè)問題不見好轉甚至惡化，再次引發(fā)金融動蕩，中國的出口就會受到影響。其結果是：增長的出口拉力減弱和喪失；出口領域和其相關產業(yè)的就業(yè)崗位大大減少；一些企業(yè)倒閉形成銀行呆壞賬，增加金融體系的風險。二是出口下滑后，國內投資調控怎么辦？不壓縮，可能通貨膨脹仍然高位運行，房價依然會高企；壓縮投資，與出口下滑作用同時發(fā)力，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市場需求低迷，企業(yè)生產閑置甚至倒閉，就業(yè)發(fā)生困難。

現在看來，國民經濟運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居民消費部分增長乏力和比例不足。多少年來，都是投資和出口為主導在拉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經濟增長格局中，如果消費增長的速度與之相適應，特別是在國內通貨膨脹嚴重和全球經濟低迷時，消費增長能調高而相應進行替代，國民經濟就不會受到大的影響。然而，目前的投資、消費和出口的格局，令研究宏觀調控的學者很失望。

在這樣一個宏觀經濟運行格局下，再用上述的宏觀調控辦法，只能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陷入“控冷——放熱”惡性循環(huán)的怪圈，不可能實現一個長期的經濟快速、平衡、健康運行的局面。

二、新的宏觀調控思路和組合模式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逐步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學習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現代宏觀調控方式也就是20余年的時間，到現在，我們對經濟形勢的預測、不同政策的調控力度、政策之間的組合、應對外部經濟波動和其他經濟體政策變動沖擊、適時進行宏觀政策微調等等，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只是剛剛入門，還談不上科學調控；而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調控方式，由于習慣和得心應手，常常不可避免地被夾雜在宏觀調控之中。而簡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假定經濟結構和體制符合完全市場競爭的模式，是既定的。這實際上與中國目前的發(fā)展模式和市場經濟的現實情況不相符合。

面對特定的經濟運行情況及其問題，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組合，實際上是一個宏觀調控大的眼光和全局性的謀劃。中國國民經濟運行面臨的問題是：投資過旺，依賴出口，消費長期增長乏力和不足；依然按照我們過去的宏觀調控模式操作，擺脫不了過熱、過冷的劇烈波動，以及可能出現的滯脹。我們需要尋求一種新的宏觀調控思路和模式。

因此，中國新的宏觀調控的一個邏輯過程是：1．宏觀調控綜合性的目標是什么？無疑是物價平穩(wěn)，經濟健康快速增長，真實的失業(yè)率較低，國際收支平衡。2．達到這一目標關鍵要解決什么問題？無疑是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投資強、出口依賴和消費弱的國民經濟運行格局。3．什么樣的宏觀調控政策才能解決這些問題，以實現宏觀經濟運行的上述目標？無疑需要尋找能更好地解決問題的新的宏觀調控模式和政策組合。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們發(fā)現，傳統(tǒng)的宏觀調控模式應對的是傳統(tǒng)的發(fā)展模式：收入分配國多民少、國家主導、投資推動、出口依賴。于是，經濟過熱時，貨幣政策主要是壓縮投資；經濟過冷時，貨幣政策擴張信貸，財政政策增加赤字和大發(fā)國債，減稅刺激出口。我們需要想一想的是，調整結構，轉變發(fā)展方式，科學發(fā)展，需不需要科學調控？我認為是需要的，即以宏觀的科學調控，來實現經濟的科學發(fā)展。因此，不僅經濟發(fā)展模式需要轉變，經濟調控模式也有一個轉變的問題。不轉變調控模式，要轉變發(fā)展模式，可能很難落實。

宏觀調控的新思路是：以人為本，宏觀調控目標以增加就業(yè)——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為重點。宏觀經濟管理從以需求管理為主，轉向以供給為主、需求為次的管理，宏觀調控政策以促進小企業(yè)和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為著力點。統(tǒng)籌協調，正確組合貨幣、財政和其他經濟政策；宏觀調控與促進發(fā)展模式相結合；宏觀調控與促進相關改革相結合；擴大國內消費，擺脫出口依賴，消化和平衡全球經濟蕭條可能帶來的影響。我認為，這就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應對國內外復雜經濟形勢的科學宏觀調控觀和科學調控模式。

那么，在這一宏觀調控模式下的政策組合是什么呢？一是調整國民經濟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具體是將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控制在15%以內，以求與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適應。

二是實施促進供給和增加就業(yè)的財政政策，在企業(yè)規(guī)模上，給企業(yè)、特別是給能大量增加就業(yè)的小企業(yè)減稅，建議增值稅降低到10%，營業(yè)稅降低到3%，社保“五險一金”交費率從目前工資總額的50%左右降低到35%；堅決清理一切政府行政和事業(yè)機構對其的收費和罰款，以增加全社會生產和服務的供給水平，平衡需求，同時改善“就業(yè)——收入——消費”側的國民經濟運行格局。

三是貨幣政策調控一定要與銀行體制改革互動，打破銀行業(yè)高度壟斷局面，大力發(fā)展社區(qū)小銀行，從體制上形成能將貨幣流動到小企業(yè)的正常渠道，使能增加供給、就業(yè)、收入、消費的小企業(yè)獲得正常規(guī)模和正常利率的信貸資金支持。目前，一些部門以過去農業(yè)部和民政部提倡搞的合作基金會和股金會形成的呆壞賬為由，反對發(fā)展社區(qū)小銀行。合作基金會和股金會實際上是當時縣鄉(xiāng)兩級政府的錢袋子，與產權明晰、規(guī)范運作的社區(qū)小銀行根本上就是兩回事。如果不從改變目前資金壟斷流向國有企業(yè)和大企業(yè)的體制著眼，想從壟斷渠道中分羹給小企業(yè)的思路和做法，我認為事實會證明是一種烏托邦，將會誤國誤民。

四是宏觀調控與增加土地供應與改革土地制度結合起來，鼓勵投機炒作抬高物價的社會資金投入到未利用的土地改造，增加土地要素供給；放開房地產的土地供應限制；改革行政一家賣地、千家競爭的局面，所有的土地都平等地進入市場；延長土地使用年限，確立近似產權；徹底改革目前的地方政府財政體制，以土地和房產交易增值稅和房產稅替代出讓金等其他房地產收入渠道。這樣，宏觀調控和改革的結果將是：地價和房價下降和平穩(wěn)，貧富差距縮小，土地和房屋投機性需求得到抑制。而在房地產供應和制度上任何修修補補的調整，其結果都是中國居民的居住民生永無寧日。

五是宏觀調控與財政體制改革相結合，特別是在需求過熱、物價上漲特別嚴重的時期，每年壓縮行政公務支出比例2到3個百分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壓縮 “三公消費”規(guī)模和比重，以抑制行政公務消費需求，減輕通貨膨脹壓力。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時報